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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深义重的“六师父”

导读:恩深义重的“六师父”释昭慧  上会下本长老,称他为“会本法师”,似乎无法显示他是笔者的长辈——在临济法脉中,他是笔者的师伯;在三坛大戒会上,他是笔者的戒师父。称他一声“会本长老”,又似乎太过生疏了,因为他在笔者心目中,不只是一位师门长辈,且情同兄长,对笔者有着深厚的知遇之恩!  第一次承受他的法恩,是在民国六十九年十月,那时笔者刚出家两年,奉师命到高雄市鼓山区龙泉寺受具足戒。当其时,他担任陪堂和尚...

  恩深义重的“六师父”

  释昭慧

  上会下本长老,称他为“会本法师”,似乎无法显示他是笔者的长辈——在临济法脉中,他是笔者的师伯;在三坛大戒会上,他是笔者的戒师父。称他一声“会本长老”,又似乎太过生疏了,因为他在笔者心目中,不只是一位师门长辈,且情同兄长,对笔者有着深厚的知遇之恩!

  第一次承受他的法恩,是在民国六十九年十月,那时笔者刚出家两年,奉师命到高雄市鼓山区龙泉寺受具足戒。当其时,他担任陪堂和尚,也是引礼师中依戒腊排序第六位的戒师父,戒子援例敬称他为“六师父”。一日为戒师,终身为师父,他在笔者的心目中,是“永远的六师父”。因此以下直用“六师父”称呼上会下本长老,似乎这样的称呼,更能如实而传神地表达笔者对他的孺慕之情,以及跨世代法脉相连的亲切感!

  廿八年前,六师父才三十一岁,笔者更是年轻资浅。六师父在小戒子们的心目中,可说是崇高伟大;戒子们无形中成了他的“粉丝”。他才华横溢,法相庄严而神采飞扬;向戒子开示时,悲心殷切而又节奏明快。最令戒子们印象深刻的是,无论是将戒师们的华语开示即席翻译成台语,还是将戒师们的台语开示即席翻译成华语,他的译语总是比原开示法师的用词,更为典雅而精准,有时还不着痕迹地补强了原开示词的口语疏漏。单就这一面向,吾人已可略窥六师父卓绝的才情。他的苦口婆心,更是深深感动着诸位戒子。

  尔后笔者应六师父之邀而在戒场讲戒时,偶见他以峻厉的口气,连连责备戒子在生活或仪轨方面的大小疏失,他那快人快语的性格,一如往昔而不增不减,岁月仿若不曾在他身上留下痕迹,让笔者也恍若回到青年受戒的时代。但只要戒期行将结束,他总是以极端不舍的心情,作临别前的谆谆教诲,有时甚至恨铁不成钢而声泪俱下,戒子们也因此泣泪感怀。无怪乎自六师父圆寂之消息传出,慈云寺即陆续涌来无以计数的僧尼法师,向六师父灵前敬伸哀思之情!

  受戒之后,笔者在僧海浮沉,偶闻六师父的消息,敬佩之情有增无已。原来,六师父对佛教的贡献是全方位的。他费了极大的心血,逐步重建慈云寺,并且马不停蹄地四处弘法;出于对教运发展的关切,他三度在慈云寺启建三坛大戒道场,并且屡次肩负起戒会开堂的沉重法务;为了在佛教中培养人才,他也灌注热情在大专青年与寺院僧众的身上,并且大力赞助玄奘大学建校。而从地方教会、中央教会到世界僧伽会,他都积极奉献,并且有完整的教会行政资历,是中生代教会领袖中最耀眼的明日之星。

  但无论如何,笔者的生活世界,离六师父实在非常遥远,一直到民国七十七年下半年以后,笔者投入护教及护生运动,这才与六师父有了进一步的互动。

  回顾这所有的“互动”,大都是单向的布施与受施关系。亦即:笔者是互动关系中“受施”的一方,承受着六师父义助笔者达成理念的深厚恩泽。六师父对笔者的义助如下:

  一、支持护教、护生运动:

  六师父一向珍惜并赞赏笔者所掀起的护教、护生运动。例如:笔者分别为了民国八十二年初的反挫鱼运动、八十三年初的护观音运动,以及八十八年初的佛诞放假运动,三度到高雄市佛教会馆的新春团拜场合,寻求诸山长老的奥援;六师父无论是担任高雄市佛教会的秘书长还是担任理事长,都一定率先于会中联署,并且登高疾呼,要求高雄市佛教界的诸山长老法师全力支持该诸活动。有一次他甚至幽默地在台上向大众宣称:“该争取的,昭慧法师一定争取;不该争取的,昭慧法师一定不争取!”这让笔者大为惊讶:原来六师父对笔者从事社会运动的原则与动机,可说已是“观察入微”!

  二、邀请演讲:

  民国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,笔者应六师父之邀,至其所住持的楠梓慈云寺为南部大专佛学讲座学生演讲。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,高雄市佛教会于元亨寺举办佛教业务综合研习会,时任高雄市佛教会理事长的六师父,又请笔者向学员演讲“信徒问题的处理”。在这两次讲座中,笔者与六师父有了较多的接触,这才知道他马不停蹄地到处宏法,实有体力透支之虞。想来六师父之所以英年早逝,应与其长年为法忘躯,体力、心力过度透支,有相当大的关系。

  三、邀请讲戒:

  在六师父的主导或是建言之下,促成了笔者前后四次的讲戒因缘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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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民国八十八年十一月底,笔者首度应六师父之邀,连续六日为新戒比丘尼讲述“比丘尼戒经”。印象最深刻的是,当其时,笔者虽还未正式宣告“废除八敬法”,但已针对佛教界男性沙文主义的言论,屡屡撰文痛加驳斥。身为比丘的六师父,不但不以为忤,竟还邀请笔者讲戒,可想而知这会引起多大的反弹!但六师父却一肩扛下所有责难,对笔者支持到底。

  犹记得那次戒会,笔者到达慈云寺时,向六师父顶礼销假,不料六师父竟然立即以同样的顶礼方式答礼。这种对“性别平等”理念,身体力行的正直情操,以及对晚辈、戒子谦冲平和的态度,在佛教比丘中,简直是凤毛麟角!这让笔者深深感动,并且肃然起敬!尔后与学生谈起,更进一步得知:六师父遇有比丘尼法师向他顶礼,必定回礼如仪。无怪乎他深受比丘尼众之爱敬!

  2.九十二年十一月中旬,笔者奉上了下中长老之慈命,于善导寺三坛大戒戒场,为新受戒比丘尼讲《比丘尼戒经》。该次戒会中,六师父担任开堂和尚。每天中午,笔者下到慈恩大楼三楼,陪同长老用斋。与此同时,六师父总是率领众位引礼师与引赞师,在戒子斋堂中巡视戒子的用斋情形,并于结斋之后,视其需要而向戒子表堂。因此待到六师父与引礼、引赞师下来用斋之时,往往都已十二点半。笔者这才更为深刻体会到,开堂和尚全天候在戒场,对传戒相关事务钜细兼顾,是何其辛劳的一件事!那一回在开戒期间,慈云寺附设幼稚园园长过世,消息传来,可想见重情重义的六师父,是何其悲痛不舍,然而他依然以戒子为重,如常地坐镇戒场,只运用夜晚戒子忏摩的时段,匆匆返回高雄,翌日又仆仆风尘回到戒场。

  那时,笔者对佛门中的性别平等愿景,已从理念而落实为行动。亦即:在民国九十年间所掀起的“废除八敬法运动”,业已震撼了整个台湾社会乃至国际佛教界。身为比丘的上了下中长老,明知笔者有争议性,竟还如此护念后学,不畏反弹,慈命笔者为尼众讲戒,身为开堂和尚的六师父,则满心欢喜地接纳笔者,并向戒子推介笔者,两位长老慈悲、宽容的风范,让笔者深为感动与钦敬!

  3.九十三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中旬,笔者应会本法师之邀,赴高雄元亨寺三坛大戒会上,讲授《比丘尼戒经》。本次戒会,由上了下中长老担任说戒和尚,上菩下妙长老担任得戒和尚,六师父于本次戒期担任开堂和尚,依然不以笔者提倡“废除八敬法”而深受争议为忤,独排众议而极力促成主办单位,邀请笔者担任授经阿闍梨。

  4.九十五年十一、二月间,六师父所住持的楠梓慈云寺,再度举行三坛大戒,笔者又一次应六师父之邀,为戒子讲授《四分比丘尼戒经》。本期戒会,六师父特将登坛时间提前,让具足戒学课程时间延长为十天,欲令戒子更为详细而全面地理解戒法。

  四、赞助校舍建筑:

  九十五年第二度到慈云寺讲戒时,笔者偶在寺中散步,见到慈云寺大殿正在重建,粗坏业已完成。那时建材与原物料都已飙涨,相信这个重建工程,必定让六师父投注了相当大的心血,而且他必定会面对募集建筑基金的沉重压力。不料在十日讲戒完毕,笔者要向六师父告假时,他竟然为佛教弘誓学院的校舍增建,而慨然捐赠了一百万元。拿着这张金额如此庞大的支票,笔者顿时笨嘴拙腮,不知如何向六师父表达内心盈满的感恩之情!特别是在一年以后(九十七年一月六日),慈云寺大殿的落成典礼上,六师父于致谢词时慨然表示:“重建大殿的两年多来,倍尝艰辛,个中甘苦点滴心头,因此逢此盛会,真有悲欣交集之感!”笔者闻言之后,对于六师父于自身困苦艰难的情境之中,犹不忘却殷重施恩于笔者,内心真是有着说不出的酸楚与感动!

  个人长于分析事理,而不善于表达感情,因此对如父、如兄、如师、如友的六师父,笔者一向只习惯和他交谈理念与事情,在承受深厚恩泽的同时,竟从不曾向他透露:自青年时代开始,笔者即已对六师父,有着淳净深厚的孺慕之情。然而令人伤恸的是,六师父竟然在大家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,一如往常地以明快的节奏,潇洒地挥别人生,让笔者对六师父无限的景仰、敬重、赞叹、感恩与不舍,都已来不及向他老人家作出真情告白。人生憾事,莫此为甚!

  仅以心香一瓣,祈祝吾师乘愿再来,转大*轮,启诸愚蒙,与诸戒子、徒众,再续法缘!

  九八、十、三十一,凌晨三时,于花莲慈善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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