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天在沪求学时,最崇拜其师吴在公之。公之日常言行,及其讲堂所授,怀天时时为余称道,纤细弗遗。年假后,怀天回校,携带佛书六七种,皆其师公之为之选定。盖因怀天丧母心伤,故劝以读佛书自解耳。余在教师休息室中一桌*西窗,坐南朝北。怀天一桌在余座后,临南窗,坐东朝西。怀天携来之佛书,余亦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。尤爱读《六祖坛经》。余之治佛学自此始。
余时正习静坐,已两三年矣。忆某一年之冬,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,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。尸体停堂上,诸僧围坐诵经,至深夜,送殓者皆环侍,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。忽闻堂上一火铳声,一时受惊,乃若全身失其所在,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,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,不待呼吸,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,一时茫然爽然,不知过几何时,乃渐复知觉。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,始披衣起,出至堂上。余之知有静坐佳境,实始此夕。念此后学坐,倘时得此境,岂不大佳。
回至学校后,乃习坐更勤。
杂治理学家及道家佛家言。尤喜天台宗《小止观》,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。先用止法,一念起即加禁止。然余性躁,愈禁愈起,终不可止。乃改用观法,一念起,即返观自问,我从何忽来此念?如此作念,则前念不禁自止。但后念又生,我又即返观自问,我顷方作何念,乃忽又来此念?如此念之,前念又止。
初如浓云密蔽天日,后觉云渐淡渐薄。又似轻风微吹,云在移动中,忽露天日。所谓前念已去,后念未来,瞬息间云开日朗,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。纵不片刻,此景即逝,然即此片刻,全身得大解放,快乐无比。
如此每坐能得此片刻即佳。又渐能每坐得一片刻过后又来一片刻,则其佳无比。若能坐下全成此一片刻,则较之催眠只如入睡境中者,其佳更无比矣!余遂益坚静坐之功。
一日,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,呼其停*。余上船,坐一老人旁。老人顾余曰:“君必静坐有功。”余问何以知之,老人曰:“观汝在桥上呼唤时,双目炯然,故知之。”余闻言大慰。
时为一九一八年之夏季。此下一年,乃余读书静坐最专最勤之一年。
余时锐意学静坐,每日下午四时课后必在寝室习之。时鸿模亦有一军乐队,课后必在操场教练。余在寝室中可闻其声。其时国歌为《中华独立宇宙间》,歌中后半有一字,军乐教官教至此字,声快慢错四分之一拍。余因昔在府中学堂习昆曲,知此甚稔。其时余习静坐工夫渐深,入坐即能无念。然无念非无闻。恰如学生上午后第一堂课,遇瞌睡,讲台上教师语,初非无闻,但无知。余在坐中,军乐队在操场练国歌,声声入耳,但过而不留。不动吾念,不扰吾静。只至其节拍有错处,余念即动。但俟奏此声过,余心即平复,余念亦静。即是坐中听此一歌,只听得此一字,尽欲勿听亦不得。
余因此悟及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,心虚始能静。若心中自恃有一长处即不虚,则此一长处,正是一短处。余方苦学读书,日求上进。若果时觉有长处,岂不将日增有短处?乃深自警惕,悬为己戒。求读书日多,此心日虚,勿以自傲。
某日傍晚,家中派人来学校唤余回家。余适在室中坐,闻声大惊。因知静坐必择时地,以免外扰。昔人多在寺院中,特辟静室,而余之生活上无此方便,静坐稍有功,反感不适。以后非时地相宜,乃不敢多坐。 (文:钱穆)
钱穆(一八九五—一九九零)字宾四,江苏无锡人,一九一二年辍学后自学,任教于中小学。一九三零年因发表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,后历任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平师范大学教授。抗日战争时期,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、华西大学、四川大学、齐鲁大学任教。抗战胜利后,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、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。一九四九年去香港,创办新亚书院,任院长。一九六七年移居台北,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、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、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。1990年8月30日,他在台北寓所无疾而终,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。一代大师隐入历史,享年96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