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思想对郑板桥有重要影响。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发展迅速,在隋唐时,一度成为显学,产生了华严、天台、禅宗等重要宗派。然而,经公元 845 年“唐武宗灭佛”和公元 955 年“后周世宗灭佛”两次反佛教运动后,佛教大小各宗皆衰落,唯独“不立文字,直指人心”的禅宗长盛不衰。佛教,尤其是佛教禅宗,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宋代儒学的复兴也与其有紧要关联。韦政通曾说:“佛教在中国的两千年中,事实上已获得很大的胜利,因果、轮回、地狱等已成为中国人极为普遍的信仰。”
就郑板桥而言,除“因果、轮回、地狱”等中国人极为普遍的信仰外,佛教对他有更为深刻的影响。“蓬生麻中,不扶而直,白沙在涅,与之俱黑”(《荀子·劝学》),交游对一个人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要。郑板桥有很多佛门中朋友,《清史列传》说他:“性格落拓不羁,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子弟游。”金实秋曾对郑板桥的方外友做过考证,指出:“板桥之方外友竟达三十余位之多,其诗章唱和、信函往来、书画酬赠,满载着他们之间交游的深笃情谊,记录着他们之间心灵的相知相契。”
郑板桥与佛门中人志同道合,在思想上对佛教也有所偏好。他在《焦山读书寄四弟墨》这封家书中对佛教有所回护,反击了社会上的辟佛现象。他指出:佛自周昭王时下生,迄于灭度,足迹未尝履中国土。
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,说谎说梦,惹出这场事来,佛实不闻不晓。今不责明帝,而齐声骂佛,佛何辜乎?况自昌黎辟佛以来,孔道大明,佛焰渐息,帝王卿相,一遵“六经”“四子”之书,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,此时而犹言辟佛,亦如同嚼蜡而已。和尚是佛之罪人,杀盗淫妄,贪婪势利,无复明心见性之规。秀才亦是孔子罪人,不仁不智,无礼无义,无复守先待后之意。秀才骂和尚,和尚骂秀才。语云:“各人自扫阶前雪,莫管他家屋瓦霜。”老弟以为然否?偶有所触,书以寄汝,并示无方师一笑也。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分歧在于因果报应论,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士大夫曾就此问题与佛教信徒展开过激烈论争,如何承天《报应问》、范缜《神灭论》等都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做过批判。然而,批判佛教因果报应者,多陷入了天命论。从范缜与萧子良的辩论中就可看出这种倾向。
子良问曰:“君不信因果,世间何得有富贵,何得有贱贫?”缜答曰:“人之生譬如一树花,同发一枝,俱开一蒂,随风而堕,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,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。坠茵席者,殿下是也;落粪溷者,下官是也。贵贱虽复殊途,因果竟在何处?”子良不能屈,深怪之。范缜认为人生贵贱如同一树花随风而堕,富贵者坠于茵席之上,贫贱者落于溷粪之侧。富贵贫贱皆由命定,这是天命论思想。
天命论,是中国的传统思想,在孔子、孟子处已有所体现,如孔子在匡地被拘禁,曰:“天之未丧斯文也,匡人其如予何?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鲁平公欲见孟子,因宠臣臧仓阻止而不往,孟子听说后,曰:“吾之不遇鲁侯,天也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?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)郑板桥既受佛教影响,有因果报应的思想,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,有天命论的思想。这两者在郑板桥的头脑中纠缠在一起,他时而信此,时而信彼。如他曾买打算买一块墓田,但墓田中有无主孤坟一座,按常理当刨去,但他却说:“留此孤坟,以为牛眠一伴……吾辈存心,须刻刻去浇存厚,虽有恶风水,必变为善地,此理断可信也。”
此处,可见板桥的因果报应思想,认为多行善事,但在另一篇家书中,又可见板桥的天命思想,如下:一到杭州即访杨四衙,其子一贫彻骨。嗟乎!兴化人笑我不会寻钱,岂知我之所以养身养财者,固自有道乎?杨四衙儿子命理甚精,比俗流欲高数等,谓我这五年是晦气,乃知孟周之言亦不灵也。我六十五岁方大行运,与前不同,当为内京官,掌生杀。湖州太守命学尤精,谓我六十五后生子,扬名发财。其命章带与你看。
若果如此,吾弟可无忧窘隘矣。个个算命人皆如此说,而杨李二公谈得最为亲切有理,咬牙顿口不差。可与太太、两嫂子并大女、二女说也。兄燮又与墨弟。这篇家书作于板桥罢官后,在那几年里,板桥正处于人生低谷,仕途不顺,儿子夭折,因此到处找人算命,以期望能有一个好命理。郑板桥徘徊在因果报应思想和天命论思想之间,一直没有走出这种混沌状态。虽然他才气高,但因理性思维不够发达,终究没有成为历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。